中國銀行董事長陳四清:開啟現代金融體系新征程

中國銀行董事長陳四清:開啟現代金融體系新征程

陳四清/文  編輯/袁滿

建設現代金融體系需平衡好四大關系:創新創業等金融新需求與傳統金融服務供給;新時代全面協調發展新要求與金融資源合理配置;全球配置資金新要求與金融機構國際化程度不足;擴大金融開放新要求與參與國際金融治理規則制定

黨的十九大作出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重大論斷,開啟瞭全凤凰金融平台如何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征程。進入新時代,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高質量發展亟須高質量金融支持。這要求中國加快構建現代金融體系,全面提高金融業市場化、國際化、法治化、信息化水平,助力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一、現代金融體系是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要支撐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血脈,現代金融體系是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經濟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中國發展的戰略目標。現代金融與現代經濟深度融合,已成為產業體系“核心組件”,產業升級、科技創新都亟須現代金融體系支持。

建設現代金融體系是中國邁上新征程、應對新變革的必然要求。進入新時代,中國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基礎上,推進“兩階段”戰略構想: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2050年,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與此同時,世界也將發生一系列新變革:一是中國經濟持續發展,全球經濟重心向東方轉移。據測算,2035年左右,中國GDP有望達到35萬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一,全球份額升至24%;2050年左右,中國GDP有望達到60萬億美元,全球份額升至26%。二是新一輪科技與產業革命醞釀興起,信息化、網絡化、智能化將深刻改變世界,重塑金融業態。三是全球化不斷加深,中國將更加廣泛深入融入全球體系,“一帶一路”成為引領全球發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驅動力。四是全球金融治理規則發生重大變革,新興市場話語權顯著提升,人民幣國際化取得顯著進展。五是經濟發展不可能一帆風順,世界經濟仍會有起伏波折,經濟金融風險外溢效應、交叉傳染持續存在,挑戰不容忽視。隻有全面建設現代金融體系,才能有效應對這些新變革,增強實現“兩階段”戰略構想的金融基礎。

建設現代金融體系是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的重要基石。縱觀古今中外發展史,經濟強要求金融強,作為一個大國應有強大的金融體系作支撐。17世紀初,荷蘭成立瞭世界上第一傢中央銀行、第一傢證券交易所,阿姆斯特丹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股票、期貨等金融業務蓬勃發展,強大的金融助推瞭荷蘭海上貿易擴張,鑄就瞭“荷蘭世紀”。17世紀末期以後,倫敦逐漸取代阿姆斯特丹,成為新的國際金融中心,英鎊成為國際貨幣,助力英國成為“日不落帝國”。“二戰”結束後,美國建立瞭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依賴強大的經濟、金融、軍事實力,至今保持世界第一強國地位。薩繆爾·亨廷頓認為,在美國控制世界的14個戰略要點中,控制國際銀行系統、控制硬通貨和掌握國際資本市場排在前五位。新時代中國要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必須築牢現代金融體系這一基石,保障中國的全球經濟金融權益。

中國加快建設現代金融體系已經具備瞭良好基礎和條件。過去40年,伴隨改革開放持續深入推進,中國金融發展成就顯著,全球地位不斷攀升。特別是十八大以來,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和艱巨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任務,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中國金融部門積極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持續影響,主動適應引領把握經濟新常態,金融改革取得重大進展,金融開放程度不斷擴大,金融安全穩定成效顯著,金融綜合實力明顯增強。如今,中國已擁有全球第一大銀行業,股市、債市和保險市場等規模躋身世界前列。面對新時代新任務新格局,中國金融應當以更大的擔當,加快建設現代金融體系,為高質量發展提供強有力支持。

二、建設現代金融體系需平衡好四大關系

中國建設現代金融體系任務十分艱巨,在肯定金融領域發展成就的同時,應當清醒認識到存在的一些問題,比如金融結構不協調、金融機構治理不完善、金融亂象頻出等。為瞭更好支持現代經濟體系和高質量發展,未來中國建設現代金融體系需平衡好以下關系。

一是平衡好創新創業等金融新需求與傳統金融服務供給的關系。創新是新時代中國經濟持續發展和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的必由之路。“十三五”規劃和十九大報告提出五大發展理念,第一大理念是創新。創新面臨的不確定性較高,金融風險較大,既要求傳統金融給予支持,也要求創業投資加快發展,將債權和股權融資相結合。美國創新企業最活躍、創新成果最豐碩,在金融上歸功於它擁有全球最發達的創業投資體系,像蘋果、Facebook等都曾獲得多輪創投資金支持。同時,美國商業銀行廣泛參與創業投資業務,是創投資金的重要來源,其中矽谷銀行是典型代表。相較而言,中國傳統金融機構還較少介入創業投資,投貸聯動仍在試點探索,尚未形成成熟的業務模式和經驗,加之國內創業投資仍處於成長階段,導致現有金融供給難以滿足創新創業巨大的金融需求,初創期小微企業普遍受制於融資約束。

二是平衡好新時代全面協調發展新要求與金融資源合理配置的關系。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助力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是新時代中國金融的一大使命。中國傳統金融資源過度集中於房地產、產能過剩行業、地方融資平臺等領域,近幾年又開始向互聯網金融等領域擴展。2017年末,房地產貸款餘額占全部貸款餘額的26.8%,當年房地產貸款增量占全部貸款增量的41.1%;城投債餘額7萬億元,相當於企業債券融資存量的38.1%;煤炭開采洗選業、黑色金屬加工業資產負債率分別高達67.8%和64.1%,分別比全部工業企業高12.3個和8.6個百分點。同時,小微企業長期面臨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三農”領域金融供給嚴重不足。根據2018年1月世界銀行發佈的報告,在5600萬中國中小微企業中,41%的企業存在信貸困難,或者無法從正規金融體系獲得融資,或者所獲融資無法滿足需求。根據2018年5月社科院發佈的報告,“三農”金融缺口約為3.05萬億元,相當一部分涉農融資需求尚未滿足。

三是平衡好全球配置資金新要求與金融機構國際化程度不足的關系。中國金融業總體上以國內市場為主,國際化程度不高,難以有效調動全球資金,還不能完全滿足中資跨國企業廣泛利用國際資源的新要求。2017年,中國企業在174個國傢和地區投資興業,而中資金融機構僅覆蓋60多個國傢和地區。其中,中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59個國傢有新增投資,但中資金融機構覆蓋國傢不足一半。與金融強國相比,中國金融機構整合全球資金能力不高,與歐美大型跨國機構還有明顯差距。這要求中國金融體系深度融入全球市場,提高中資金融機構聚集國際資本、配置全球資源能力,提升在全球資本運作中的影響力。

四是平衡好擴大金融開放新要求與參與國際金融治理規則制定的關系。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要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習近平總書記在博鰲亞洲論壇上,宣佈瞭大幅度放寬金融市場準入的重大舉措。金融開放成為新一輪對外開放“排頭兵”,既要求中國金融機構增強市場競爭力,也要求國內金融規則、標準、慣例與國際接軌,發揮更大影響力。但是,中國在國際金融治理規則制定中的參與度、引領度不高,總體上還是國際規則的跟隨者、遵循者,在全球金融治理體系中的地位與中國經濟在全球的地位不匹配,缺少熟悉國際規則並能勝任國際金融組織管理的人才,對如何構建新的全球金融治理體系也缺少深入研究和完善方案。

三、建設現代金融體系應吸取歷史教訓

建設現代金融體系,不僅要補齊自身短板,平衡好各種關系,更要從經濟金融發展史特別是金融危機史中吸取教訓,減少金融發展不協調對經濟穩定運行的幹擾。

第一,高度重視金融周期波動的可能沖擊。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人們一度過於樂觀,認為“這次不一樣”。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盧卡斯在2003年美國經濟學會年會上發表演講,認為“經濟周期基本上已經被馴服”。2004年,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也表示,現代宏觀經濟政策已經解決瞭經濟周期問題。然而,2008年金融海嘯爆發,無疑是對這些論調的當頭棒喝。“歷史並未終結”。資本本性決定瞭金融體系內生不穩定。金融資源流動性強,投機性強,容易形成自我循環,一旦態勢加劇,就可能導致泡沫甚至危機。

第二,避免金融產品過於復雜和不透明。歷史事實表明,金融創新是一把“雙刃劍”。理論上,金融創新可以分散風險、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但如果鏈條過長,就會加劇信息不完全,給過度投機和泡沫膨脹創造金凤凰家居官网空間,形成金融虛擬循環。金融衍生品就是典型的金融創新,復雜度高、透明度低是其突出特點。巴菲特曾說,金融衍生品也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與以往金融危機最顯著的區別之一,就在於大規模金融創新特別是金融衍生品泛濫。有的衍生品復雜程度之高,不僅超出瞭投資者理解能力,甚至連負責銷售的金融機構也不清楚。國際金融危機後,許多金融衍生品甚至基礎資產變得聲名狼藉,流動性趨於枯竭,增大瞭市場不確定性。近年來,中國表外業務、杠桿交易、互聯網金融等領域的金融創新,也產生瞭一些問題和不良影響。

第三,及時有效治理金融亂象。金融亂象就像毒瘤,不僅破壞金融生態,引發惡性競爭,還損及居民“錢袋子”,危害金融穩定。上世紀80年代,美國儲貸協會道德風險泛濫,管理者給自己發放巨額獎金,將個人消費品或奢侈品計入公款,做假賬掩蓋虧損和問題,聯合審計師事務所出具虛假報告,資產質量不斷惡化,結果爆發瞭儲貸危機。進入21世紀,美國抵押貸款機構失控,發放無抵押、零首付或“誘惑性”低利率貸款,金融機構財務杠桿過高,故意低估或掩蓋風險,高管薪酬設計不合理,市場上投資欺詐盛行,評級機構喪失客觀性獨立性,最終爆發瞭次貸危機,也出現瞭麥道夫詐騙這樣的龐氏騙局。這表明,金融亂象一旦被放縱,不及時治理,往往愈演愈烈,成為“風險之根源”。

四、努力開創現代金融體系建設新局面

回顧歷史、展望未來,建設現代金融體系,應當在補足自身短板、吸取歷史教訓的基礎上,緊緊抓住各種新機遇,切實增強金融自我發展和促進發展能力,著力促進經濟與金融良行循環,助推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第一,豐富科技創新創業金融服務。立足中國金融實際,創新科技與金融結合機制,開發滿足“雙創”需求的金融產品和服務,打造多元融資工具搭配的科技金融生態。借鑒美國矽谷銀行經驗,總結推廣國內“中關村模式”,鼓勵金融機構創新科技信貸產品與服務,積極開展投貸聯動。支持科創企業通過資本市場融資,發揮股權質押融資、信用類債券作用,強化創業板、新三板和區域性股權市場功能,鼓勵支持創新的項目收益債及股債結合融資。大力發展天使投資、創業投資、產業投資,擴大政府引導基金規模,強化對種子期、初創期企業融資支持。加快發展科技保險,引導保險資金支持創新。

第二,加大金融支持結構調整力度。瞄準轉型升級難點痛點,支持《中國制造2025》、“互聯網+”和現代服務業融資。積極開展供應鏈融資、商圈融資,綜合運用多種融資工具,為關鍵技術、高端裝備、高附加值服務提供中長期資金,完善信用風險補償機制。支持金融機構緊跟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促使資金更多流向中西部、東北、雄安、海南、粵港澳等重點地區,創新鄉村振興、精準脫貧金融支持模式,鼓勵區域之間、城市群內部金融合作,加快培育若幹區域性金融中心。完善普惠金融基礎設施,形成廣泛覆蓋的金融機構體系,擴大服務半徑,提高金融服務可得性。鼓勵發展綠色債券、綠色基金、碳金融等,大力支持綠色低碳產業。

第三,增強整合配置全球資本能力。提升中資金融機構國際化水平,加大對重點地區尤其是“一帶一路”沿線佈局,提升現有機構輻射能力。聯合多邊金融機構、政策性銀行、信用保險組織等,為“走出去”企業提供多層次金融支持。通過銀團貸款、產業基金等方式,充分動員全球資金,合作支持“一帶一路”、國際產能合作項目。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完善金融基礎設施,提升國際貨幣合作水平,穩步推進股、債、匯市場雙向開放,推動人民幣資本走出去。加快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更多吸引全球投資者。

第四,健全金融風險防控體系。高度關註經濟金融周期性,加強金融風險監測預警,完善金融法治和金融監管,加強金融消費者教育和保護。規范金融創新,完善強制信息披露制度和黑名單制度,提高新產品透明度。嚴明金融紀律,及時發現苗頭性問題,治理整頓各類金融亂象,嚴厲打擊違法違規行為。把握新時代金融風險特點,妥善平衡財政金融關系,管控好更加開放條件下的金融風險,增強預防、處置、化解風險能力。充分評估金融科技影響,防止過度創新、非理性投資、規避監管等風險隱患。充分運用金融科技手段,全面提升金融機構風險管理水平。

第五,提升國際金融規則制定話語權。深入研究國際金融治理體系改革,主動提出中國方案。利用G20、APEC、金磚國傢、上合組織等多邊機制,聯合新興市場國傢和發展中國傢,探討國際金融治理改革議題。積極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倡議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擔當責任,減小貨幣政策負面外溢效應。推動世界銀行和IMF治理改革,提升發展中國傢代表性和投票權。在國際清算銀行、金融穩定理事會、巴塞爾委員會等平臺上,積極參與修訂國際金融監管規則,更多體現發展中國傢訴求。加強國際化金融教育培訓,培養和用好一大批高端金融人才,加速形成一批既懂中國金融實際又懂國際金融規則的專傢型人才、一批熟悉國際金融組織運作的管理型人才,支持更多人才到國際金融組織任職。

加快建設現代金融體系,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紮實踐行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新發展理念,發揮金融市場配置金融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積極順應現代金融和金融科技發展潮流,全力支持經濟高質量發展,為助力實現中國“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作出應有貢獻。

(作者為中國銀行董事長,編輯:袁滿)

(本文首刊於2018年9月17日出版的《財經》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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